本文转自：福建日报

见过吴昌钢先生奏刀治印，刀下无阻，刻刀所过之处，石屑纷纷崩落，声音爽利。剔除赘屑，电光石火间他便打通了字与字之间的通衢，刀锋游离于字的骨肉间，游刃有余。显露而出的是短切涩进的刀棱或爽脆的冲刀线条，这些肌理与面目常是他的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

一方印，仅仅靠着手腕与两三指的变化，就能组合出变化无数的刀法，能深入任何复杂的部位，刀刀相生，连环相扣，直至光洁的石面上旋转出锋芒毕露的几朵花。在方寸间追求“玄同”，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最后和解归一。这种听起来十分玄妙的艺术就如同“庖丁解牛”。印石虽然渺乎小哉，但在极小的石面上，照不耽误运刀宽绰，奏刀騞然，也为之四顾，也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中所出土的陶器中发现的由简单线条组成的陶纹，是人类文字最早的花蕾，它与篆刻的刻画颇有渊源。这些以线条为构成、以流转为旋律的纹饰逐渐发展为“有意味的形式”。尽管在历史长河中，文字朝着实用性发展，而篆刻却不断朝艺术方向飞奔，但它们共同让字的脉势流转无意中都获得一种运动性的审美。

在历代的篆刻中，秦汉印以饱满厚重的线条与古朴苍茫的风姿站在审美的巅峰。隋唐至元朝，数百年间，随着纸张日盛，封泥不存，用印渐萎，印章的刻制渐为官员文人的雅玩，比如斋馆印、别号印、收藏印等。元代，关于印章的专门著述以及善于治印的文人墨客的词语印、花押印等印章的出现，昭示着它由实用性向艺术性的转化。明清以降，文人以石材制印，才真正标识着印章进入篆刻艺术的阶段，各流派异彩纷呈，以各自的秉承在传统篆刻之中赋予它更多的想象。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印宗秦汉”这一纲领性口号的实践，更是一次精神出走与探索。

在吴昌钢先生篆刻艺术作品里，能直接感受它们承接着秦汉印的纯正的气息。没有刻意经营，长冲为主的运刀，双面切冲，显示出利落挺劲干净的线条，用平正洁净的线条来追求审美的意古。在“长刀直入”的一路挺进中，线条又承载着刀法中细微的变化和丰富的信息，比如在圆转处的披削，以及用切、削结合的刀法来体现笔意，这些处理都让酣畅光洁的线条不至于滑入单一与“媚俗”的路子中。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明清印学、皖派和浙派刀法的吸收。

在构建的厚德混沌的智慧世界里，他力求创作出符合传统审美风格和时代变化的作品。在感怀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时，他将披荆斩棘的百年党史浓缩在20多行诗句中作为边款，搭配浑厚的印文“百年丰碑”，在磅礴的诗兴中生豪情，刀趣笔意诗韵皆杂糅在一起，以“辐”带“毂”，让我们看见了这辆滚滚之车在艰苦卓绝之中奋斗之路中唱响的英雄史诗。这一方印，可谓也经历了“雄关漫道真如铁”，它像最初的凿刻一样，与天地尘世无声对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