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铜器上作画写字，平平无奇的铜器便有了生命力，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和见证。而这个过程，就是刻铜技艺。

刻铜，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刻铜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的传统錾铜艺术，用于记录当时的社会历史、人文景观、重大事件、人物传记等。由于铜器耐氧化，可以上千年不变，所以錾铜艺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近日，记者来到民盟盟员、刻铜制作技艺传承人李金城的工作室。只见他腕下生风，正在伏案雕刻。屋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手工錾刻铜器，铜质器物上或刻山水、花鸟等图案；或刻草书、行书、楷书等名言诗句。

李金城告诉记者，受父辈影响，他自幼酷爱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不过他最开始从事的是石头雕刻，与铜并不沾边。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拿起了凿子和锤子，叮叮当当地在黄铜上刻起了文字。

刻铜，即直接操刀在非铸造铜器的平面镌刻之工艺。以阴文刻、阳文刻及双钩浅刻为主要造型手法。刻铜艺人在铜面上，以中、切、挑、铲等技法，刻出阴阳、虚实、飞白等效果，借以再现书画神韵。

刻铜技艺非常复杂，对工匠的素养要求特别高。“虽刻犹写”虽然是刻铜的至高境界，但刻工对书画的理解、自身修养、擅长刀法等，都会决定刻铜作品的最终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同一幅书画作品，交由不同的刻工镌刻，其最终效果也是不尽相同的。刻铜者不仅要有深厚的绘画和书法功底，还要有精湛的铜刻技艺，融质地、做工、造型、装饰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

在李金城看来，“一开始觉得铜刻与石刻没有多大区别”，但在铜板上刻出有灵性的文字，铜刻比石刻难多了，铜刻的刀锋容易跑偏，对锤子用力大小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力气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他说，“只有正好才行。”

此后的一段时间，李金城将雕刻的目标从石头转移到了铜板上。

李金城说，他曾一度想过放弃，因为铜刻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如果石刻用1分力，那铜刻就得用9分。除了用力上的悬殊外，关键是用石刻的工具在铜板上刻书法作品，灵气不足。

为了找到字体的“灵气”，李金城一边进行铜刻，一边研究起了“凿子”。经过长达数年的研究，李金城研制出了一种专门雕刻铜镇纸、硬度极高的合金凿子，用它雕刻出的书法作品笔画灵动，深浅恰当。之后，他研制的工具顺利通过了国家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刻铜的材质有白铜、黄铜、紫铜，以前二者居多。由于刻铜器物大多为斋房文玩，所刻又多系书画篆印，极富有文人书卷气。刻铜器物又常与历史事件及人物相关，有着较高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收藏价值，成为人们情有独钟的收藏艺术品。

在铜镇纸上雕刻书法作品的技艺，在当时的国内并不多见，李金城的技艺很快引起了国内书法界和画界的注意。此时，国内一些书法名家也纷纷找上了门，希望将自己的书法作品雕刻在铜板上。

“刻铜制作过程比较繁琐，从选料、粗磨、细磨、上稿、雕刻，再打磨、精修等需要10多个步骤，它的独特价值就是唯一性，永远不会有第二件一样的作品。”李金城说，他曾在3米×1.2米的铜板上雕刻了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作品，铜板上刻的最大的字大约有6厘米，最小的字仅0.5厘米。

站在李金城旁边，看着他气定神闲，听着一刀一刀“噌噌咯吱”的声音，铜渣子簌簌地往下掉，无论是刻出的字体还是图案均可以用“精美”来形容。李金城说：“刻铜需要巧妙的力道，手腕要有力，同时要紧握刻刀，刻刀在铜板上的走向才能顺畅自如，刻出的深浅才能如心想，这些都是需要长时间的磨练与经验。”

著名书法家刘健观其创作连声感叹：“使刀如笔，无半点矫揉造作，堪称一绝”。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李胜洪说，铜刻是一门非常复杂的技艺，对艺人的素养要求特别高，不仅要有较高的艺术天赋，更要有良好的体力和耐力。雕刻者要达到“虽刻犹写”的至高境界，对臂力、掌力以及对刻刀的掌握程度，都是严格考验。

经过多年的艰辛探索实践，李金城的刻铜作品打破传统局限，跳出文房用品的狭窄范畴，创造了一种以刻铜语言为主的绘画形式。李金城的铜刻技艺不仅在山东出了名，他还被邀请到了中央美院、中国书法研究院和北京荣宝斋等艺术殿堂现场凿字，他的铜刻作品也被这些单位珍藏。有着“天下第一名社”之盛誉的西泠印社，也慕名来到李金城的工作室观摩学习。

“我也想不到，现在愿意珍藏铜刻作品的人是如此之多。”李金城说，正是源于此，他先后在北京、苏州、郑州和宜昌等地设了铜刻工作室。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金城一直致力于刻铜艺术的传播和传承。但因为手工刻铜对于从事者有极高的艺术修养要求，需要诗、书、画、刻等多个艺术层面的艺术积累，学习门槛高，学习过程漫长、艰辛，往往是爱好者多，有志从事者少。为将手工刻铜发展、发扬下去，李金城在慕名而来的众多求艺者中，遴选出既有天赋，又能认真、吃苦的弟子，为手工刻铜技艺的传承培养新一代人才。

文/于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