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汤霁英

6月15日，就在亚运圣火在良渚古城遗址采集的同时，钱江晚报记者马黎也出版了自己的新书《良渚词典》。这本书距离《看见年——良渚王国记事》（年度中国好书）的出版，将近3年。

这3年，良渚的考古也有了新的进展，没有“大量发现”，也没有“重大发现”，但对研究者来说，他们对良渚文明的了解更深了；对考古者来说，他们的方法改变了。

《良渚词典》，也是如此，《看见年——良渚王国记事》相比，内容上有了扩充，没有“大量扩充”和“重大扩充”，但是作者对良渚的认知和良渚文化的传播的感悟加深了，作者的写作方法也完全变了。

以下为《良渚词典》的后记。

1.

良渚申遗后一年的7月6日，我给还在英国的秦岭老师做了一次访谈。

我说，对于良渚文化的认识，80年来不断在变化，不断在增多。但是，考古学家发现得越多，问题也就越多，以至于我们现在对它的认识，依然可能并不多。王宁远老师说，大概依然不超过20%。考古不断接近历史，但永远无法完全揭示历史。这反而更有趣，给了我们很多开脑洞的机会。良渚还有哪些未解之谜，还没有发现的部分（潜力），是您特别感兴趣的？

秦老师一贯率直：20%？这个怎么算出来的呀？对于古代社会，我们都无法知道面对的全体是多少，又怎么可能计算出来我们已经知道了多少呢？何况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的不一定是历史真实，比如良渚到底有没有文字。

这个回答当时让我震了一下，可以说这两年经常会跳出来，也影响了我对历史考古以及很多问题的理解。

又有一天，我问“鸟博士”陈水华老师关于良渚鸟的问题。他说，可以先和你说一个概念：取样偏差。考古都存在取样偏差。就算这1%也不是随机取样。由于取样偏差的存在，历史真相无法认识是有道理的。

以上这些，或许是我对良渚的了解“加深”的地方——并不是某个知识点的增长。

2.

良渚申遗成功对普通人的认知，好像就是那一锤子的“结果”——知道良渚吗？知道。申遗成功了啊。“良渚”这个词突然放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当然还有世界人民），或者说经常出现在新闻和热搜里。

但事实上，对于它的前史，它的基本面貌，身高、体重、成长史，我们准备不足，强行吞下了这颗果实。这是我在良渚申遗之后的日常观察——不会特意观察，因为采访写作和人交流是日常。

有一次和几位小学老师聊天，他们问良渚的高度在哪里，能不能概括几个特点——这问题大得有点无力。我想，那就甩金句吧，比如那句很有名的话：“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几位老师连续问了两次，才把这句话完整记下来。我表面平静，心里震惊，这句话在这些年对很多人（如我）来讲已经成为肌肉记忆，但在杭州，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却毫无知觉，甚至是陌生。

问题出在哪里呢？我只能从写作者的角度，从记者这个内容生产者（不是搬运者）的角度去想。从年4月第一次接触考古，第一次写良渚到现在，整整十年，我其实就是一个样本——一个小白，一个普通人，如何走进没有文献记载的年前，看见良渚人的生活？我所知道的每一个关于良渚的外貌和内核，都来自手铲——手铲底下有新事，有人类遗忘的曲线和脉搏，《看见年》实现了这一点，记录了良渚考古发掘的过程。

但是，两年后再看这本书，很多怀疑和矛盾。我仅仅是介绍了一个人的身高体重，工作是还是，喜欢吃什么，爱好什么，活到几岁——对普通读者来讲，这些是不是也够了？比如，有读者看到良渚人吃葡萄的描述，表示怀疑，实际上植物种子的发现就是铁证，那么，获取了这个知识点，也是一种收获。

但我对“涨知识”这个层级是不满足的，那问题又来了，普通读者需要深度吗？我的定位是什么？我不是专家。如果读者想去寻找玉琮是什么，或许更应该选择学术著作。那么，我的作用是什么？除了不断补充一些新发现新素材，良渚还有什么好写的？

有天在微博摸鱼，一位读书大V（

鹿鸣之什）晒了一本《普鲁斯特私人词典》，全是词条形式写的小短文，结合普鲁斯特本人和《追忆》里的故事，比如“里茨酒店的冰淇淋”“出版商”“电”等等奇奇怪怪的词条，东拉西扯，但全是毛茸茸的细节。有些是只有书迷才能懂的梗，而像我这样没有读过《追忆》的人，随便看一个词条，也没有障碍，普鲁斯特十级学者写的戏外戏足够引发好奇和兴趣。实际上，作者是一对父子，普通读者，不是作家或评论家或其他家。书后面还附有参考书单，可以进阶阅读《追忆》。

良渚是不是也可以有一本“非典型”词典？它不是标准器，但可以是基本款——良渚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每一个零部件都没有标准答案。它不是某度百科，而是一个看着良渚长大的局外人——走在考古边上的人的贴身观察。人与事都不必完整，可以零碎，可以是和考古人聊天时的八卦，未尽的讨论，独家资料，还有一点很重要，它是雪中冒着热气的温泉。比如，《水井》这个词条。

3.

历史总是被轻易抛诸脑后，遗忘是人的通病。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如良渚，在这一点上更冤，连遗忘似乎都谈不上。如果不是80多年前后四代考古人至今未断的接力，我们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早期国家存在了一千年，并且影响了大半个中国。考古人在不断刮面和思考中，一点点拼凑出良渚人的历史，我或许是他和他们的观察员，尽可能记下那些转瞬即逝的时间碎片。

我在意的故事是：王宁远说，他曾经想过，申遗那天最好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石坞的水库边，开着手机听着它变成世界遗产。实际上那天他坐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世界遗产大会现场，正在给记者审稿。

方向明说，一个上午打打扰扰可以临两幅线绘图，下午如果不是要被叫去开会，就可以完成四幅。良渚王刻神徽的时候，一定也在房间里进行，房间要有大窗子，卞家山那个小气窗不行。一定也要有桌子椅子，蹲着不可以的。刻刀会常坏，这与我用坏了多支德国针管笔是一样的，刻刀坏的时候情绪会略受影响。刻纹会有个人风格，我临完八幅，就可以大体知道这个大琮是一个王刻的还是王累了有人替代的。

写这篇后记时，我也正经历新冠“杨过”到“杨康”的过程，我们是否可以对自己的历史保持记录——叙述和表达，在我看来，比追求“真相”更重要。还是那句话，我们不知道眼前看到的历史的真实度是多少。没有任何一个夜晚是真正寂静的，还有很多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看见年》出版后，我去上海给金宇澄老师送书，在一家老上海面馆吃鳝丝面，那是年10月12日。他问，你的理想读者是谁？我不知道，从来不去想谁读或为谁写这个问题。

你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你现在不知道，但会渐渐发现。好比你写信，你写信给谁？朋友，老师，有些事就不用交代，如果是长者，小朋友，基调就变了。你究竟为谁而写？我写《繁花》，说要放低姿态，实际上，内心深处我知道，我喜欢的几个人，比如上海的小宝，他们看得发笑，就好。我有标准。所以，一般性的事情是不是就不要写了？如果老金看，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原来还有这种事。那就好了。比如考古装备，我不知道，就可以非常详细。哪些不要写？报道很多的，比如“建筑学家梁思成”，有什么意思？好在，考古的事情基本上外人都不知道。

而参与者的人生经历，要写。考古人，他们都是什么专业毕业的，他们的基本功是什么。过去没有照相机，他们到现场什么状态（附老照片、考古笔记、考古日记），而现在，他们又是什么状态。你最早进入考古现场的笔记还有吗。不要看不起当时的幼稚。等于说，写你所知道的考古，考古的步骤、程序，加入一些八卦。比如恋爱。宕开一笔，写写又回来了。考古的工具、材料、笔记本，仔细梳理。他们穿什么衣服，吃饭怎么吃，晚上哪里睡觉，过去和现在的比较。大家要看的是细节。这个叫贪得无厌。

这是那天在回来的高铁上记的小本本，一些解惑，一些开朗，极大催促《良渚词典》的发动。但当时，它的形态还未出现，却在写作中经常想起。其中大部分“非虚构”，我想会出现在下一本书里。

4.

在写作中没有“应该这样”或是“该有的样子”，不必依照固定结构写下去，自由是在写作中得到的。但我怕自我重复，怕失去新鲜感，这就需要我重新打碎材料，串珠成链，做出另一条不同的手串。词条式写作，不同于两米长文，需要物尽其用、事无巨细，也需要点到即止，需要重新思考、凝聚，这又不是绝对的自由。这又是自虐了吧？但是，走近它（良渚也好自己也好）的唯一方式，就是再次书写它。虐一下挺好的。

从年到年，我似乎没有什么进步，还是那个继续捡石头的人。

这本词典里找不到标准答案，也不希望大家是来找标准答案的。

我觉得它很像良渚水坝，挖了十多年，一片陶片都没有，但为什么还要挖？王宁远说，我每年的目标其实是看看能不能在这堆土里面找到一棵草，找到一颗种子。这才是最大的宝。希望这本词典是这样的一堆土。

有一次采访徐天进，他说，没人喂你吃饭，就不会吃饭了，这就不合适。当没人喂你的时候你也照样能吃。我想，这样至少可以激发一部分人的好奇心。和教育孩子一样，灌输式教育不是一种好方法，应该尽可能采用启发式教育方式。希望这本词典也是如此。

很多人说这几年考古很热，其实考古从来都没有热过，大家关心的是宝贝和传奇，追逐的是网红打卡点。作为考古学，它依然很冷。这本词典里没有这些，只有考古常温。

方向明老师审稿时在其中一页批注：这次终于以正视听了。这让我觉得小书起码在这一页有了一些价值。谢谢方向明老师的全书审读。感谢王明达老师，这两年我又去家里打扰了好几回，边听八卦边改文字，修正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并借给我好几本书当做写作参考。

谢谢刘斌、王宁远、徐新民、赵晔、宋姝、仲召兵、王永磊、朱雪菲、楼航、朱叶菲、夏勇、罗晓群、史鲁杭等老师审稿并提供照片，感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每一位老师的帮助。还有安徽大学吴卫红老师审读凌家滩章节并提供照片；钱欢青老师提供城子崖遗址发掘照片。特别感谢同为水瓶座的张依欣，在怀着宝宝的时候为本书制作了两张极为重要的地图。感谢梁丽君女士，手绘了“考古工具箱”中的两幅重要插图，当然，本书其他眼熟的手绘图均来自方向明老师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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