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印记

——品读高鹏程诗歌小辑《记忆之眼》

文｜马晓雁

恰如杨献平的品评：“高鹏程的诗歌有一种出自灵魂的绵柔与细碎，当然还有铁和水，生活的真切和精神上的痛感。”小辑《记忆之眼》是诗人在南方生活和旅行的札记，虽在诗歌的外层包裹着对传统意义上江南文化地理的消解与置疑，但内里却依旧是他诗歌不变的关怀：在思与诗之间对存在的探问，关于将在的命运，关于此在的身份，关于现实的生存。在这辑智性与诗性结合得比较完美的诗歌中，作为诗人高鹏程的个性与高鹏程诗歌的诗性均得到呈示，神秘的命运、昏黄的光影、永恒的时间……当然，诗人并未因着尽归于尘的宿命而悲观，最美的风景在途中，最美的守护也在过程中，诗人仍积极用有限的此在去领受诗性、诗美的无限疆域。沿着《记忆之眼》的脉络，似乎可以触摸到诗歌诞生过程中诗人“内心经历过的类似/窑火一样的炙烤和煅烧”（《青瓷小镇》）。

关于将在的命运

从进入诗歌的精神状态看，高鹏程更像一位精雕师，手持一把语言的刻刀，“一刀、一刀、一刀……直到它/变得光滑，看不见一丝/雕凿的痕迹”（《徽州印象之雕花木窗》），以虔诚执著如修行者的姿态雕凿、书写。慢，是他深谙的精雕师的技艺，“更慢的，是雕刻它们的刻刀，是刀尖上/安静的光线/因为缓慢而变得柔软，因为缓慢而逐渐黏稠、滞重”。（《精雕博物馆》）因为精雕，因为慢，高鹏程诗歌带给人异样的沉寂与宁静，静到似乎可以听见时光在空气中剥落的声响。在昏黑的灯火之下，“已是深夜。一些中断的说话声还在继续/灯还在烧/灰尘，还在持续掉落/这没什么。不久之后，说过的话都会消失/黑暗会收走所有的记忆/连同我们陈旧的自身”（《虚拟之诗：夜谈》）。一切终将成尘，连同“我们自身”，这几乎成为高鹏程诗歌的结语，也是属他的那首“独一之诗”的内核。海德格尔在论及特拉克尔诗歌时认为：“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出于一首独一之诗来作诗。衡量其伟大的标准在于：诗人在何种程度上被托付给这种独一性，从而能够把他的诗意道说纯粹地保持于其中”。①在长久探索之后与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蝴蝶博物馆》的遭遇是高鹏程诗歌里程的一个新高地。高鹏程曾这样品评《蝴蝶博物馆》：“天地之间，乃至宇宙之间，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它最初，也是最终的展品，只有尘埃，无论是浩瀚星系还是一介微尘。那是世界最初的形态和最后的秘密。”在该诗启发下，高鹏程诗歌不仅葆有创作之初的感性与灵性，更多了几分智性。另一方面，在该诗的触动下，高鹏程更加明确了长久以来属于自己的那首“独一之诗”。尽管诗人的“独一之诗”始终是未被道出的，无论是他的任何一首具体的诗作还是所有具体诗作的总和。但每位诗人总会拥有那样的源泉，或流溢，或回溯。从诗歌的底蕴看，《记忆之眼》依旧是对生命终归于尘的哀叹和努力超脱。

关于此在的身份

除却关于故乡地理风物的书写与“把一生的辛凉还给薄暮下的清水河”的祈愿，单看他笔下常见的鱼、渔民、海岛、波浪等意象以及其诗歌更内在的诗体色彩、语言风貌和话语特征等，很难相信高鹏程是一位从祖国的大西北走出的诗人。少有飞扬、粗犷、凌厉，那“绵柔与细碎”更符合人们对江南性情的印象。但从写作的姿态到诗人在存在层面上对自己身份的认领看，他始终保持着一位“异乡人”的审慎与孤高。从与书写对象的关系看，诗人更忠实于一位茶客、一位旅人的身份。在光与影交错的昏暗一隅，品“只有逐渐冷下来的茶汤”般的生活，直到那“名叫泡茶等花开的茶馆”“浣衣送客”（《虚拟之诗：吃茶记》），或者像一位漂泊得太久的旅人，伫立于黑暗中听曲，直到身体历经时光的泉水浸泡“沥去过多的风尘而有了月光的质地”（《弓弦上的二泉》）。事实上，早在《途经》一诗中高鹏程便以散文化的诗语述及生命成尘的宿命和“异乡人”的身份存在感。生命不过是一段旅程，不辞辛劳地途经，“匆匆经过别人/和自己的生活”，途经最终的也是最初的故乡。从“以梦为马”离开干涸、贫瘠的西海固沿着命运的轨迹一路南下，高鹏程便以十分审慎的态度去观察和领受他途径的每一寸疼痛与辛凉。他始终沉潜在一种浓得化不开的自我心绪中，与消费时代的时尚和公众目光保持距离，孤清地抱守着自己“异乡人”的身份，审慎地保持着旁观者的姿态。当人，“异乡人”在他那里不只是文化地理意义上的身份，更是存在和此在意义上的身份。因此，这组南方行旅与生活的札记中虽因地域文化历史特性而充溢着诸多文化经验，但在对其消解与置疑的过程中，这些诗歌最终还是落脚到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拷问中。无论是徐渭、李渔、汤显祖，抑或是拉二胡的琴师、持熨斗的老裁缝，甚或是现实中的师友……无论是大港头、南明山、青瓷小镇、乌衣巷，抑或是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甚或是一滴雨水，一堆乱石……都只是主体自我这个“异乡人”旅程中途径的风景，是时光展台上的展品，而同行的永远只有“我”和“我”，对饮、闲谈、扯心……最终，这一切都将消失或归尘。万物不过是一个过客，一个旅人，一个“异乡人”，旅途中的苍凉与繁华，都是表象，唯有主体自我的感知才是“真”，只是这“真”要由那些转瞬即逝的表象构成与映现，没有了那些虚拟，主体自我的感受之“真”便不复存在。“异乡人”的身份在高鹏程诗歌中更深刻的所在是主体对自我的怀疑，“这个世界上，谁在按自己的意图生活/谁不是把一张面具活成了自己而把自己/活成了另一个陌生人？”（《从临川到忘川》）因而，高鹏程这些南方行迹的诗句也是历史与现实之间游走的札记，在光与影交错的时光里的行迹，是虚与实之间的“眩惑”与“醒觉”。

关于现实生存

值得肯定的是，《记忆之眼》并没有完全坠入虚无或流连于对传统文化根须的品咂或迷失于言辞织体的构建中。在进入和把握住语言的瞬间，真切的生存感受与生命体验使得主体得以“幸存”。②同时，在洞悉存在本相后，沉重的生存让他获得了更加虔敬的人生态度。正如他诗中引用的那句：“人间的低伤害了我，并非山野风物”。“十年尘梦”过后，他只是将对辛凉生存的叹息压得更低了一些。“十年了，我们都已年逾不惑/但我们的惑真的解了吗/至少，我依旧困于人，累于事/羁绊于稻梁之间”，“这些年，我只不过是/在一块陆地的最低处生活/也习惯把视线/移向更低处——”（《暮登南明山记兼致商略》）。带着这样的人间伤痛，途径的一切都几乎染上了风霜。在徐渭“那浓得化不开的墨块里看到郁结在一个人/胸中的乌云/从那些或徐疾、或疏密、或枯润的藤蔓里/看到你愁肠里的死结，看到命运的束缚、纠缠/纷扰以及挣扎”（《青藤书屋》）；在琴师的弓弦上倾听那“包裹着一颗被人世辛凉反复噬咬过的心”（《弓弦上的二泉》）；在熨斗博物馆里洞穿“老裁缝皱纹里的心酸/一百多年来，衣缝里夹杂的尘埃/和屈辱”（《熨斗博物馆》）……这一切让高鹏程的诗歌淤积着一股隐忍悲怆之气，使其诗歌有了缓慢与柔软、黏稠与滞重的质地，也使其诗歌在道说存在的玄思之时具有了深植生活的厚重与饱满。

傅元峰将现代汉诗的发展划分为四个诗语时代，并按照诗语特质提出了单质诗语与复合诗语的命名方式。单质诗语的诗歌中所有意象与意境的形成居于一个平面，诗中的抒情者有明确的主题，抒情具有平面特征。“复合诗语则体现出抒情主体的哲学、宗教的自觉”，“这类诗歌，多没有明确的观念倾向，自我的边界意识隐晦，对人生属于历史区分的那一部分存在区域兴趣不大”。③诗语的复合品质，与诗人的哲学和诗学素养有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新世纪诗歌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北岛等为代表的所谓“朦胧诗”及其后继相较，其超越性正来自于复合诗语对单质诗语的超越。作为新世纪之后涌现出的青年诗人，高鹏程诗歌在岁月的淘洗和诗学观念的成熟中不断精进和丰厚，在绵密与滞重的书写中，《记忆之眼》将历史与现实，命运与抗争，此在与将在，自我与他人，智性与诗美等等熔于一炉，从而使诗歌获得了相对丰厚的意味与更大的容量。但小辑《记忆之眼》中的诗歌存在自我重复、描述冗繁等负面因素，其明确的主题和抒情的平面特征更接近单质诗语。布罗茨基说：“诗歌似乎是唯一能够击败语言的武器——利用语言自己的手段。”而诗歌击败语言的秘诀往往在于其跳跃过程中的“无语”地带以及诗语流转之间那些“混沌”的表达状态中。《记忆之眼》中的诗歌大部分都十分精确地表达出某种情绪并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结尾。在诗歌结尾给出的答案中，留给读者的空间十分有限。当然，高鹏程在主动地求变，主动地寻找诗歌的难度，其诗歌也充满了很多值得期待的可能性。相信诗人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会创造更多具有多元和多维诗美的佳作。

①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出版，年第1版，第30页；②唐晓渡：《什么是“幸存者”》，《唐晓渡诗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③傅元峰：《寻找当代汉诗的矿脉》，北岳文艺出版社，年版，第42页。

——END——载《野草》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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