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溪龙虎山崖洞里至今保存着多座春秋、战国时期悬棺崖墓葬。在水岩、仙岩、仙女岩、谷子岩等处，每处都有十几座到数十座不等的崖洞墓。先民们利用绝壁有穴的地势，按洞穴规模大小，以血缘关系来安葬，分别实行单葬或群葬，依照山涧地形，分布若干大家族墓地，为确保死者在幽冥中安宁，让其灵魂升天，好造福于后人。它们是中国之最、世界一绝，被誉为“天然考古博物馆”。

考古工作者对14个洞穴的37具棺木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文物。清理人骨架16具，出土陶器、原始青瓷器、骨器、玉器、竹木器、纺织品、纺织工具、古乐器等余件。

这崖洞墓中，规模大小悬殊，包括单洞单葬、单洞群葬和联洞群葬几种埋葬方式。单洞大小不等，较小者洞宽1.82、高1.62米，只能容纳1具棺木；较大者洞宽14米，进深3米，内置棺木4具。连洞墓葬规模宏大，其中一座墓，由3个贯通的洞穴组成，宽达58.30、进深8.65米，分南、中、北三个洞，洞内分椁室3间，放置棺木10具，其中3具儿童小棺，集中放置在一个椁室。

从表面看，这是依据洞穴大小来放置大小棺木，但从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分析，之所以有单葬和群葬之别，而且群葬占多数，这可能是某种血缘关系在维持。骨架保存较好的M8甚为典型，墓穴中有一老年男性、一中年男性、一中年女性和一女孩棺木。棺木也有大、中、小之别，其中老年男性棺木最大，两位中年人棺木次之，小女孩棺木更小，这可能是突遇横祸，家庭几代人同葬一穴。

龙虎山崖墓的棺木，形制多样，可分为圆形、长方形、房屋形、椭圆形等式样。所有型式的棺木，均分盖、身两部，分别用整木刳成，四壁光滑，棺盖与身之间均为子母口套合，封闭严密。

圆筒形棺以其棺正侧面为圆形。如M8的1号棺，全长2.44、通高0.63、径0.74米，棺壁厚5厘米。棺的盖和身各为半圆形，从树轮观察，取材加工系一整木，可能采用在其中部打入木楔劈裂成半，分别加工盖、身。

盖身均挖凿成形。棺盖和身前后两端嵌两块半圆形挡板，挡板各距端点8—9厘米，形成突出的外檐，在棺的两端约5厘米，盖和身各穿一圆孔，以便运输及吊棺时系绳索用。此棺特殊之处在于棺身一侧的中部嵌有一长弧形瓦状板，板上雕刻云雷纹，板长70厘米、宽15厘米。嵌板用漆粘胶剂，历经千年，至今仍附于棺身，从外表不易看出是一块镶板。此类棺木在崖墓中发现较多。

长方形棺这种棺的制作方法是把大树剖开，锯分时盖和身为1：3，棺盖倒梯形（亦称盝顶式），棺身侧为正梯形，棺盖形状类似古代院落中的天井。棺盖、身挡板未分开，直接利用工具挖凿体内，两端留存挡板，挡板与棺体相连，挡板厚度为棺身一倍。盖和体两端的四对把手系一整体，把手砍削成马鞍形，便于手握搬运或吊棺时绳索不易滑落，盖和身之间除闭口处为企口榫外，在盖身结合处的两端又挖凿出燕尾榫，四个束腰形燕榫镶嵌在盖身的结合部位，大大加强了棺木整体的密封程度。

安有把手和嵌榫的棺木仅见于这种长方形棺木。典型的M3中的1号棺，全长2.33、通高0.64、壁厚0.06米。长方形把手既便于用手抬，同样也利于绳索的捆绑。此种棺木的制作，显然比前一种复杂，工艺要求更高。

房屋形棺这种棺木发现两具，一大一小。M12的1号棺，乃群棺中最大者，全长3.94、通高1.26米、壁厚8——16厘米。从前端看，这种棺颇似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硬山式建筑，它有可能是模仿死者生前的住房形式而设计的。先民们把直径1.50、长4米的大圆形木劈开，并用锛类金属工具将其盖加工成三角形，中间为突出的弧形脊，形成屋顶的两面坡状，然后加工，使中部成隆起的屋脊，两端脊角外扬上翘，棺盖内刳空，盖两侧又弧线向下成短檐，形成今江南乡村的仓房形。

大棺的屋形盖面坡度陡，前端高到尾端20厘米，前端向上翘起，具有古建筑中干栏住房风格。棺盖两侧弧线向下成短檐，棺身用整木刳成，棺体上宽下窄，棺底部有矫形足三对，均与棺底整体相连，对置于两端和中部，底部悬空，可使棺身不接触地面，便于通风，又利于吊棺时捆绑绳索。这种棺形制，直至今日的赣东北和武夷山地区的山区仍可见到，但与今日的用料和制作工艺不同，今日作用木板拼接，工艺简单，而在古代要制作这样一副巨型棺，取材，工时，制作工艺都较今日更艰难。

椭圆形棺正视面为椭圆形。M6的1号棺，全长2.08米，它的形制设计和圆形棺木类似，亦是把整木从中剖开，分别制作棺身和棺盖，棺体加工成扁圆形，盖、身两端挡板仍与主体分离，用两块弧形板分别嵌入两端凹槽，盖、身结合处为企口榫，盖身上下分别钻有对称圆孔，同样为穿绳搬运或吊运之用。

棺内普遍发现有人类遗骸。因早年被盗，散失较多，37棺木内骨架大部分腐残，能鉴别其年龄及性别的仅16具。其中成年男性4人，占27%；成年女性7人，占43.75%；中年男性2人，占18.75%；老年男性2人，占12.5%。男性共计计9人，女性7人，各占56.25%和53.75%。葬式均为仰身直肢一次葬，单葬者死者头向朝东，少数群葬中年龄较大者朝西。从其骨骼分析体质特征与现代人一样，其个体也较高大。

每具骨架下均以竹席裹卷，半垫半盖。席下有3支细竹条，与席同长，交叉排列。一些棺内出土了纺织品残片，品种有绢、麻布、苎布等。从织物所在的部位观察，绢应当是服装衣料，麻布及苎布多系垫尸之物（或裹尸之物）。

因为出土时，在死者骨架上下均发现有绢片。如M2的四号棺内，男性的骨架保存完整，除头部、颈部外，均见经年久风化的绢片紧贴在尸骨上，绢片多达10余层。也就是说，死者在入殓过程中，首先穿戴有绢类服饰，然后可能使用了麻布或者苎类纺织品匹料捆绑尸身，最后有的使用了竹席包裹。

随葬品多用陶瓷器、青铜器、竹木器、骨玉器和石器等。一般的洞穴墓有10件左右的遗物，器物的组合多为鼎、罐、碟，有时也放一些其他的器物，大部分放置纺织工具；一些小件纺织器具，如象牙理经梳、玉器、木盒等多置于竹笥之中。

遗物多为实用器，部分木器如木剑、木削、木刀则是仿铜器的特制明器。保存较好的10号墓，出土的遗物最多、最好，精美的兽首陶鼎、陶盉、陶盥盘都出自该墓。出土纺织工具20余件，棺内垫有竹席。

在棺木内有一完整中年男性墓主，随葬品明显分三组摆置，一类为仿铜器造型的黑衣磨光陶，造型十分别致，分别将器型上部或耳部做成导兽状，显得古朴威严，这组陶器放置在崖洞内壁边缘；二类是仿金属的木质手工业工具和木质仿铜兵器，这些器具制作精致，尤其是仿铜的木剑、木削更是使人感觉锋利无比；三类纺织工具，尤其是织机上构件的发现更是中国先秦考古纺织文物最重要的一批。

陶器仿青铜礼器式样的泥质陶器和生活用的硬质陶器。仿青铜礼器的陶器，颜色为灰褐色，器物表面呈黑色，打磨光亮，轮制，烧成的温度比较低。器物表面常装饰有弦纹或云纹花边，还有云雷纹、叶脉纹、篾点纹、绳索纹等装饰，有些器物通体素面无装饰。主要器型有：仿铜鼎、盥盘、提梁盉、罐、三足罐、三足洗、钵、甑形器等。

这些器物造型器形工整，均为仿制吴越地区的青铜礼器形状，具有吴越文化的某些因素。日常用生活硬陶器，出土数量最多，有鼎、罐、坛、甑形器等。绝大多数保存完整，器表多呈酱褐色，少数呈青灰色；器物表面用专用的陶拍，采用拍印技法，装饰有各种组合纹饰，有米字纹、方格纹、细麻纹。体形较大的器物，如坛、罐，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器壁内尚留有一道道盘筑泥痕。小件器物，形制比较规整，外表光滑，内壁侧则凹凸不平，甚至有指印。为典型的百越文化的陶器作风。

原始青瓷器的大量出土，是崖墓所代表原始文化的重要成就。49件原始青瓷器，火候较高，与成熟瓷器相当。均为日常生活用品，器型为杯、碗、碟等，器物胎体青灰色，流行在肩部装饰“S”形贴耳、半月形耳，以及刻划一周弦纹、梳齿纹等。表面多施黄釉，青灰釉次之，少数为青褐色釉。釉汁不甚均匀，光亮度不强，器物的底部通常露胎不施釉。

龙虎山崖墓中纺织品和纺织工具的墓葬在已发掘的墓葬中占三分之二，有不少男性墓中都随葬有纺织工具或纺织器械。随葬竹木器，特别是随葬竹木质地的纺织工具或纺织器械，是龙虎山崖墓的最大特色。这些物品，大体分为二类：

第一类纺织工具。有刮麻具、刮浆板、纺轮、绕线框、绕线板、结纱钉杆等。

要把麻皮剥下来就必须使用刮麻具，刮麻具长28、宽1.6厘米，木质柄，呈弧形，其特征是下端有斜刀，平面有道凹槽，槽内嵌进一块锋利的骨片，显然这是利用坚硬的骨片来增强刮削的效果。麻皮刮下后留下浆汗，这对于分丝有困难，需要用刮浆板把浆滤净，刮浆板上端厚，下端薄，体呈凸字形，凸形处便于捉手。

要把丝、麻等纤维原料加工成纺织品，首先必须拈成纱线，纺轮（又称纺缚）就是用来完成这步工作的工具。

龙虎山崖墓出土一对纺轮，可谓是我国早期拈线工具的代表性。在先秦考古中，我国发掘了数以万计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纺轮，而缚杆从未发现过。轮杆用细小山竹加工而成，长18.4厘米，表面光滑，至今仍有光泽，说明使用时间长，纺轮制作精美，为黑衣磨光陶，形似算珠形，器型小巧，高1.2厘米——1.5厘米，重量仅5——6.5克，如此细小精致的纺轮对拈高级织物很有利。

拈好线后，用木质卷板线绕上，卷板呈工字形，为一整板加工而成，卷板光滑，表明经过长期使用。粗线绕好后，还需一根根挂在结纱钉杆上，结纱钉杆最长者2.35米，杆上密排竹钉，粗线挂在竹钉上，用理经梳把纱理净，多余的散毛纤维剔去，以保证纱线上机织造的美观，又是为了旋转加拈时，比较容易判断拈向而起到匀拈作用，按最长一根结纱钉杆上的竹钉计算，每次至少可理近百根纱线。

纱线理好后，再用绕线框将线回绕，绕线框用四根小竹做成Ⅹ形，显然比绕线板体宽，绕的线更多。直径56厘米的竹盘纺织精细，通体发亮，出土时其上置绕线框，据此可知，此盘是专盛卷有纱线的绕线框的，以保持纱线清洁。在中国先秦考古发掘中，竹器类保存如此之完好，且做工细腻，竹篾宽仅3毫米，这在现代竹编器中都少见，堪称中华工艺品中之佳作。

第二类纺织器械。属于织机上的构件和织造时使用的必备工具。这些器材有打纬刀、挑经刀、引纬杆、夹布棍、分纹棒、经纱导辊，撑杆、縢子、梭子、吊棕杆、撑经杆等，上海纺织科学研究所专家认为，这类工具属于早期斜织机的部件，特别令人惊奇。

斜织机的前身是踞织机，这也是最早的一种织布方法。在甲骨文里有卅这么一个象形字，象是一段篱笆，又象是一个栅栏门。它到底表示什么？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一直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原来它是一部图案化了的原始织机，代表最早的织布过程。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开始是象编篮筐一样，用葛、麻等韧皮纤维来编造织物。后来有了纺轮，葛、麻纤维的脱胶加工也逐渐完善，织出的纱也比较柔软，这时再用编筐的办法编造织物，不仅费功夫，而且柔软的纱容易缠绕在一起，给编织造成麻烦。于是，人们设法把一根根纱线依次结在同一根木棍上。

另一端也依次结在另一根木棍上，并把被这两根木框固定了的纱绷紧，这样就可以象编席子或竹筐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编结了。那绷紧的根根纵向的纱，就叫经纱，依次横向织入的纱叫纬纱，当整个经纱组成的经面被纬纱交织以后，织物也就编成了。

出土文物中，还有大量的竹器和木器制品。竹笥、竹盘分三层交织而成。内夹层较粗，里外两表层精工细料。竹席，

一种是棺内垫尸用的竹席，篾皮比较细嫩。编织成几何形图案。另一种是垫棺用的竹席，用小山竹劈为两半，以六七片为一股（宽约7—10厘米），人字形编织而成。还有竹管、竹筒、竹片等。木器有奁，系整料刳制而成，外壁刻云雷纹，奁腹中部有等距纽孔3个，平底，下附蹄形矮三足。盒，一件为长方形，盖面刻花分三段，中间为简体云雷纹，两端为斜线纹；另一件为正方形，盝顶式盖，盖中央有一纽孔，原系整木刳制，长方形，表皮呈黑色，子母口。

案，案面和四条圆柱形矮足，系整料刳制而成。案面近方形，有凸起案边。木剑1件。置于死者左腋下，全长48厘米。剑外有木鞘，剑鞘表尚留有黑漆残片。

墓葬中还出土了乐器。筝和鼓等。它们是当时龙虎山越人使用的乐器。木筝2件。出土时置于棺盖上。制作精巧,保存较好。筝面平整，筝头近鱼尾状，向下弧弯，宽17.5厘米，筝尾末端呈“凸”，宽15.5厘米,下横列弦孔13眼.在筝头起弯处,有弦孔两行,行距3厘米,前行7孔,后行6孔,孔距相错,孔径2厘米。筝长厘米。这两件古筝，属于十三弦筝，用梓木做成，坚致性重，是我国最早的筝的实物史料。

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纺织残片，经科学鉴定分别为：绢、麻布、苎布3种织物。绢，有深色和棕色两种，平纹组织，经纬密度一般是经线60根∕厘米，纬线26根∕厘米，经纬宽度为0.12――0.15毫米，纬线0.18――0.20毫米。绢的原料为家蚕丝。

麻布，有黄褐、深棕、浅棕三色，均为平纹组织。苎布和麻布保存较好，尚有拉力。苎布土黄色，经纬密度一般是经线14根∕厘米，纬线12根∕厘米，经纬宽度为0.6――0.8毫米，纬线0.6――0.9毫米。出土了残长34厘米，宽20厘米织物。

麻布，深棕色。经纬密度一般是经线12根∕厘米，纬线8根∕厘米，经纬宽度为0.8――1.2毫米，纬线0.7――1.4毫米。出土了残长厘米、宽16—26厘米的织物。对于织造技术的高低，一方面要看纺织成品，另一方面要看当时的纺织工具如何。

龙虎山崖墓不仅发现了多种纺织成品，而且出土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纺织器材，这些都是研究当时织造技术水平的珍贵资料。这批纺织器材在中国考古发现中是空前的，在世界纺织考古发现中也是罕见的。

龙虎山悬棺葬随葬物品种类繁多，有陶瓷器、竹木器、骨器、玉器、石器等等，但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惟独不见任何金属器具。不仅鼎、盉、盥盘等礼器以陶仿制，而且许多生产工具和兵器，如锛、锤、削、剑，一些纺织机具等均用竹木仿制。

因此龙虎山崖墓中随葬的竹木器独具特色。除此以外，几乎每一具棺木旁都发现1—2只带皮的鳖壳。

李洲坳出土的47具棺木中，28具保存基本完好。在墓穴中，棺木排列密集，多数东西向，少量南北向埋葬，大小基本一致。

主棺位于墓穴东南一角，靠近墓道口。主棺为一棺一椁。李洲坳的椁室全长厘米，宽约厘米。椁室底板为整块杉木，宽度为厘米，厚约30厘米；椁室底板四边用斧头挖出四道凹槽，深5厘米，四边挡板嵌入凹槽之中。四边挡板腐烂甚，椁室盖板完全腐朽。椁底板之上，放置一具单棺。

棺木和椁板之间，空间宽度约10厘米，通常在椁室内是用于放置随葬品的，但是，如此狭窄的椁室空间显然无法放置大件文物，更不要说一些代表身份地位的礼制性青铜器、玉器等，因此，此椁室只是象征意义的。棺木的结构和装饰，是所有棺木中最为精致和华丽的。棺木的棺室做成了椭圆形，四边边缘也挖成极为流畅的凹面形状；在棺室内，还通体髹以朱红漆，显得华丽而高档。

除主棺为有棺有椁之外，其余均为单棺。棺木为上下半圆形结构，合拢后为椭圆形，系用原整木对半剖开，然后用斧、锛类工具挖成长方形棺室。

棺木的形状有圆形榫卯套合型、平面套合型和凹面套合型三种不同类型，其中以圆形榫卯套合型加工最为精湛，工艺最复杂。棺木两端做成半圆形的凸榫，棺盖则挖出相对应的凹槽。凸榫宽厚光滑，棺木合拢时，凹凸面相互密合，没有留下丝毫缝隙。棺室部分，也可分为长方形和长圆形，以长方形为多。

由于棺木长期保存在深水之中，同时还有大量的青膏泥包裹，发掘清理时，在棺木上普遍发现有1-2层竹席，这些竹席在泥水中还透着淡淡的春绿！在竹席外层，还明显保存有三道整齐的竹篾箍子。这表明在入殓后，棺木经过竹席包裹、竹篾箍捆绑加固等严密的安全保护措施，或举行过某种宗教仪式。

47具棺木中，有22具发现有人类遗骸。主要包括人体骨骼和脑髓组织。人类遗骸能够检测的个体均为女性，年龄在15－25岁之间。死者多数仰身直肢，少数为侧身屈肢。一些头骨上保存了十分完美的秀发和清晰的发髻，以及捆扎头发的发带。

从目前只发现5具棺内有服饰的情况分析，入殓时，有的死者似乎没有穿戴服饰，只是使用纺织品匹料或竹席包裹尸身，有些先用纺织品包裹尸身再用竹席包裹，一些死者身上佩戴有精美的小件玉饰或组玉器。

李洲坳出土的保存完好的棺木内都有随葬物品，主要放置在死者脚边的竹笥之中。器形有小型手工加工工具如铜质刀、削、凿、刻刀等，木质纺织工具绕线框、梭、打纬刀，竹质纺织工具竹签、竹管、竹绕线筒、竹勺和陶纺轮、漆勺等。仅一具棺木随葬原始青瓷器、青铜鼎、彩绘漆剑等，一些棺木外面也放置有随葬器物。漆勺是李洲坳墓葬随葬品最独特的器物，在其它同时期的墓葬中极少发现。

龙虎山崖墓和李洲坳东周古墓的死者入敛方式，葬具和埋葬形式多有相同之处。它们普遍采用丝织品或是竹席包裹尸身，随葬物品也都以竹木质的纺织工具为主。表明两地虽然相距遥远，却具有一定的文化共性，他们共同具有百越地区的埋葬习俗。

但是，其间也有不少差异。龙虎山崖墓崇尚择高而葬，李洲坳墓葬则深埋地下；龙虎山崖墓的死者大都穿戴服饰，李洲坳墓葬的死者只有五人穿了衣服；龙虎山崖墓的纺织品是比较粗陋的麻类服饰，而李洲坳墓葬出土了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工艺极其高超的织锦服饰。龙虎山崖墓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而李洲坳墓葬仅一具棺木出土有几件原始青瓷器。龙虎山崖墓出土的十三孔琴，更是天籁之音，绝世仅见。

然而，不管是龙虎山还是李洲坳，他们的棺木全部是用整木刳凿而成。龙虎山的棺木形态丰富，造型多样。但是个体普遍较小，而且棺壁普遍较薄，显然是因地制宜的原因。择高吊棺肯定要尽量减轻棺木的重量。我们认为，这种特殊的葬具足以代表他们文化的共性。因而，我还想看看四川出土的船棺---一种似独木舟的棺材的埋葬方式。方式有崖壁上的，也有深埋地下的。

-年，前西南博物院和四川省文管会，在冬笋坝和宝轮院发掘了我国最早发现船棺，共有船棺葬20座。这是用整木凿成的船形独木舟的葬具。这批船棺葬可分为两期，第一期时代为战国晚期。墓坑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尸体和随葬器物放在独木舟仓内，随葬器物有陶器、铜器、印章等。陶器以圜底罐和豆为主，还有陶釜。铜器分为铜容器和铜兵器。铜容器以鍪、甑、釜为主，盘次之，壶较少。铜兵器以钺和巴式剑为主，矛和戈少见。

第二期时代为秦至西汉初年。墓坑仍为狭长形竖穴土坑墓，葬具除第一期的形式外，还有一部分在船棺之内另加一小棺，尸体和随身器物放置棺内，大部分随葬品则放在棺外的船仓内。

0年，在成都市商业街省委机关大院的食堂建设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古蜀开明王朝晚期的墓葬，时代约相当战国早期。它是一座大型的多棺合葬的土坑竖穴墓，墓向为东北－西南向，墓坑长约30米，宽约20米，面积达平方米。由于地处闹市，局部在汉代曾被破坏。

墓坑现存船棺、独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大型葬具4具。最大的独木棺长达18.8米，直径1.7米，堪称中国的“船棺王”。13具小型葬具中有一些为殉人或专置随葬品的小型木棺。所有棺木均用贵重的楠木整木刳凿而成，葬具下垫有纵横交错的众多枕木。各木棺周围满填青膏泥，因青膏泥有密不透氧的性质，木棺及随葬的漆木器和竹席均保存较好。

在墓坑东南侧还发现一个巨大的以独木舟端作成的柱础。更为重要的是，在该墓葬南边发现有带榫头的条形方木，方木呈长方形分布，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约7.5米，推测应是建筑的基础。

在其东西两侧还有各长约15米，宽约7.5米的边厢。这种条形方木在墓坑上部沿东侧一线也有发现，估计也是建筑的基础部分。这说明当时在墓葬之上还应有地面建筑，这跟古代文献中记载当时的宗庙及陵寝制度中的“前朝后寝”的建筑形式是相吻合的。

近年来在四川省蒲江县鹤山镇飞龙村一处工地下1．5米深处，也曾发现２０００多年前战国时期的船棺葬，其主人应该是身份显赫的古蜀国贵族。

该船棺直接用长约７米、直径１．６米的巨大树木剖成。打开棺盖后，棺室内长４．２米，宽１．１米，陪葬的主要是陶器、铜器、漆器、和木器。

其中，船棺内发现的三耳黑陶豆是一种专为陪葬做的器物，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这种带有楚文化特征的文物，表明当时四川已与湖北、湖南等地有了文化交流。同样带有楚文化特征的器物还包括一种名为“铜敦”的酒器，在船棺内也有发现。

在船棺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铜矛、铜刀、铜铃、铜剑等青铜器，以及大量古代长兵器“柲”的木柄。

在四川地区出土的众多船棺中，还出土大量的竹排、竹篓、竹筐、竹片等竹制品，说明古蜀先民当时已对竹子进行了充分的运用，并且其信仰习俗中极有可能存在“竹崇拜”。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的植物种子和桃核。

远隔千山万水，时间跨度达到数百年，从龙虎山到李洲坳再到西南边陲四川一带，在古人极为重视的埋葬活动中，棺木都采用整木剜成，随葬物品有很多类似！说明在遥远的东周时期，南方民族在社会文化、宗教信仰方面有着共同的喜好,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