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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字见于甲骨文，但并不能据此判定“商”字始于甲骨文。

中国历史上的确有一个商朝，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商”字始于商朝。

做一个假设，如果唐代之前的所有文献和历史都未能传世，那么，能据此推断“唐”字始于唐代吗？

“商”有贸易之义，但这并非是“商”字的原义，而是由商人引申而来，商族有贸易的传统，至少可上溯到商祖王亥，然后才有“商人”等同于做买卖的人，从贸易又引申出交流、讨论之义。

商族的始祖是契，又称玄王，是有娀氏之后，《诗经》有：“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

契曾经担任有虞氏的司徒一职，《国语》有：“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

但契并不被称之为商契，因为他的居住地是“蕃”，契之后的部族首领是昭明，昭明的居住地是“砥石”，《世本》有：“契居蕃，昭明居砥石”，其部族直至相土时期才居住在“商”。

《左传》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是“因之”，即取代继承，相土取代的是谁呢？

取代的是阏伯。

也就是说，史料中记载的最早居住在商丘的是阏伯一族，相土是取代阏伯一族然后才定居于此的，当然，在阏伯与相土之间，可能还有其它氏族曾占据于此，这就不在此讨论范围内了。

那么，阏伯又是谁呢？

《左传》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

结合前面引用的那一句，阏伯的身份就明了了，他是“高辛氏之子”，又是“陶唐氏之火正”。

陶唐氏是早于有虞氏的天下盟主，那么，担任火正的阏伯与担任司徒的契之间就有了一个年代差，阏伯要更早。

《左传》载：“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

也就是说，商丘应该是始于阏伯，其起源同商族没什么关系，只是因为此地后来被商族的祖先之一的相土占据，并以“商”为氏，才有了商族之说。

那么，探究“商”字显然不应该围绕商族展开，而是要追寻更久远的阏伯以及高辛氏。

看一下“商”字的甲骨文写法。

“商”字的甲骨文写法

在甲骨文中，“商”字有两种字形，一种是带“口”字，一种是不带“口”字。而在金文中却全部带“口”。

“商”字的金文写法

这个“口”其实不是“商”字的组合部分，而是“丙”字的差异写法，甲骨文中“商”上部分其实是个“辛”字，但下部分并不“冏”，楷体看起来像“冏”只是巧合，其实是“丙”。

下面是“辛”字的写法：

甲骨文“辛”字写法

而下面是“丙”字的两种写法。

甲骨文的“丙”字写法金文中的“丙”字写法

也就是说，“商”字的本义其实就是“丙”上放置一个“辛”，是个会意字。

关键是，“辛”是什么？“丙”又是什么呢？

在甲骨文中，“辛”是一种用于行刑的刀具，可以给人制造痛苦，所以与“辛”组合的词都暗含痛苦之义，如“辛苦”、“辛辣”、“辛酸”等。

而关于“丙”字的分歧就很大，有武器说，有刀具说，甚至还有鱼尾说，都不对，“丙”其实是一种桌子，巫觋或首领所用，并能在此发号施令或祭祀祈祷，故有“口”字，也就是发言之义。

而将“辛”至于这种桌子之上，其实体现的是对“辛”的尊崇，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将“辛”供起来。

为什么要供“辛”呢？

这可能就得结合前面提及的阏伯与高辛氏的关系了，也就是说，“商”字里的“辛”应该是来自高辛氏中的“辛”，作为高辛氏的后裔，阏伯将祖先的族徽“辛”融入到了自己的族徽“商”之中。

所以，最早的“商”字其实只是一个族徽而已，源自阏伯一族对高辛氏的尊崇，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延续。

高辛氏的“高”同甲骨卜辞中“高且（祖）”中的“高”应该是一个用法，意思最早或久远，也就是说，“高辛氏”的意思应该是很久远的那个“辛氏”，可能是为了与后来的“辛氏”作区分。

“辛氏”其实就是以天干为氏，十天干即是十日，用十种常见的日常器具做标记：甲为护盾、乙为捆绳、丙为祭桌、丁为石钉、戊为长兵、己为结绳、庚为谷器、辛为刻刀、壬为纺锤、癸为飞镖。

十日即是一旬，三旬即是一个月周期，这是最早的纪日法，也是一个祭祀周期，这里可能涉及到早期的氏族轮政制度。

所以，最初的时候，可能每一个天干对应着一个氏族，而“辛氏”是早期崛起的王，但到了先秦，似乎只有“壬（任）”和“己”的影响还算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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