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这是侯军先生近二十年前所写的一篇艺术评论，比较全面地评述了华非先生的书画、篆刻、陶艺等的艺术特色和学术渊源。当年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内地朋友很少见到。今华老已仙逝，回望其一生艺术道路，不禁令人感叹：像华非先生这样多才多艺的全才艺术家，大概已是很难再见了……

侯军/文

华非先生（李瑾摄）

一

华非先生的名字，在津门艺苑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许多人对华非的认知却并非自书画始。

譬如，我最早知道华非先生，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看到一本由他编辑的小书《泥模艺术》。这是一本专门介绍北方农村流行的儿童玩具——“泥模”的图录。书中的全部作品，都是华非先生经年累月从河北乡间收集来的。对于一种绝对属于“下里巴人”的土玩艺儿，能够花费如此巨大的心血和热诚，去搜集去整理去发掘去研究，并使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濒临消亡的玩具品种,经过删繁就简，去芜存菁，最终被冠以“艺术”之名而登上了大雅之堂——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一位对艺术独具慧眼且充满痴迷的人，又怎能做到这一步呢?

华非著作《泥模艺术》（天津杨柳青画社，年12月）

华非著作《中国古代瓦当》（人民美术出版社，年10月）

我当时就由此认定：能够做到这一步并且能把这件事做得如此精彩的华非先生，必定不是凡人。

随后，我又听到了一些关于华非先生的趣闻轶事，譬如有一次津门书画界翰墨雅集，华非一时来了兴致，在筷子顶端上当场奏刀，为在座的诸位画友刻制名章相赠。毫发之间，纤丝如铁画银钩，令在场者无不啧啧称奇。这段艺林佳话传到我这里时，已经被加进了一些神奇玄妙的色彩。但这恰恰诱发了我的好奇心，使我渴望对华非的艺术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后来才知道，华非先生在篆刻方面用功尤勤，自少年时代开始执刀治石，孜孜矻矻数十年未曾间断，所治印章能装满三大木箱，并早有一部《红楼印存》印行于世。与其搜集整理《泥模艺术》相比，他在篆刻方面的成就，可谓更加斐然而成大观。

郭沫若、茅盾先生为华非篆刻题词

然而，我最早接触到华非先生的艺术作品，却是他的陶瓷艺术。记得十多年前，从电视里看到一个专题片《火的艺术》，就是专门介绍华非先生的陶瓷艺术的。他先是由奏刀治石而转入以刀刻瓷，但是他很快就不满足于在现成的瓷盘上从事加工了。他发现，中国古老的陶瓷艺术，几千年来虽然创造过举世瞩目的辉煌，但却始终停留在民间艺术的阶段；从事陶艺的多是民间工匠，很少有艺术家愿意屈尊纡贵直接投身其间。这使华非感到不平，同时也使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一个足以遨游其间的艺术新天地。他再次以罕见的痴迷，沉浸在陶瓷艺术之中，在陶土与烈火中施展着自己的艺术才华和艺术能量，决心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把陶艺这门民间艺术引入大雅之堂，就像当年他为泥模艺术所做的一样。

谈文论艺。

他为此付出了十年的宝贵时间。他奔走于大江南北，遍访各地名窑，每到一地，从不假他人之手，从选料、制坯，到塑形、刻画，直至人炉烧成，事事亲力亲为，样样殚精竭虑，创作出的陶艺作品数以千计，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将传统的书法、篆刻、绘画和现代的工艺造型融汇于一炉，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华非陶艺”，被国内名家称誉为“四绝一统”。

华非先生艺术专集

年，华非先生在天津举行了一次以陶瓷艺术为主的个人作品展。我当时还在《天津日报》社任职，被邀请出席了开幕式。就是在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华非先生，也初识华非先生的艺术风貌。我被他在陶瓷器皿上所营造的色彩斑斓奇谲瑰丽的艺术世界所陶醉所折服，当时的感觉至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

二

或许正因为华非先生在篆刻和陶艺乃至泥模等民间艺术方面，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致于在很多人眼里，他总是更多地被视为一位治印高手或者陶艺大家，包括我本人在内。而对华非先生那精湛而独特的书画艺术，外界却所知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多少有些令人遗憾的现象。

华非先生画室一角

在中国艺术史上，有些现象是耐人寻味的：王维在唐代的诗人群体中，自然无法与李杜比肩，但是在他诗余偶作的绘画上，却被奉为开宗立派的“南宗山水”之鼻祖；卢仝本是唐代诗人中的三等星，而且本性嗜酒，只因为偶然收到朋友送来的好茶叶，诗兴大发，作了一首《七碗茶歌》，便阴错阳差地成了名传千古的“茶仙”；清代的陈鸿寿本来精于书法，也很会作诗，但是一不留神，被当时的紫砂艺人请去弄了一些紫砂茶壶，结果倒使他的书名和诗名皆为“壶名”所掩，直到如今，在陶艺界一提起“曼生壶”简直如雷贯耳，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曼生”先生就是陈鸿寿呢？……

我在此回溯这些旧事，无非是想说明：从古至今，尽管一个艺术家在各个艺术门类都下了相当大的工夫，其显晦却并不平衡，这是毫不奇怪的。“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现象，并不仅仅是偶然的“歪打正着”，而是自有其艺术轨迹可寻的。具体说到华非先生，他之所以能够在陶艺方面取得杰出的成就,绝对是和他几十年浸淫于传统书画所打下的深厚功底密切相关的；同样的道理，假如没有几十年执刀治石的经历，他的刻瓷艺术也是不可想像的。因而，我们若想领略一个艺术家的全貌，必须循着其艺术发展的脉络，追根溯源，穷原竟委，探求其艺术风貌之所以形成的渊源所在。对像华非先生这样的艺术多面手而言，这一点就显得尤其重要。

华非先生瓷盘画

因此，我以为，若论华非先生的艺术渊源，则不能不论其书法和绘画。华非先生在石头和陶瓷上以刀为笔，金石相碰所创造出的一切艺术之花，其实都离不开他自幼及老在柔软平滑的宣纸上吮墨含毫的云烟供养。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更是其艺术之树得以保持生生不息，枝繁叶茂的根脉所系。

谈起华非先生的渊源所自，不能不论及他的家学和师承。华非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就师从清末津门著名书法家华世奎、名画家李荷生两位祖父、外祖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自然使他得到了得天独厚的文化滋养。到了青年时代，华非得拜著名篆刻家宁斧成、邓散木研习治石，并师从著名学者、书法大师吴玉如学习诗文书法。时隔数十年后,华非先生还曾对我忆起当年在吴老家中，他与诸位同窗依次背诵孙过庭《书谱》，面聆师教的情景。正是在这些名师的指点下，华非的艺术视野日渐开阔，文化修养日渐深厚，加之他的勤奋刻苦聪慧颖悟，遂使他的艺术之根扎得既深且广，为他日后在广阔的艺术领域驰骋才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如果说，十年前在华非先生的作品展上，我是初识他的艺术风貌；那么，年夏秋之际，在五台山国际茶会上的偶然重逢，则给了我一次欣赏华非书法艺术的良机。

作为此次茶会的特邀艺术家，华非先生带去了一批内容与茶文化有关的书法精品，成为此次茶会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华非先生的书法作品，我以前虽然陆陆续续看过一些，但由于多是单幅作品，失之于比较，很难形成完整的印象。而此次得以领略了华非先生真草隶篆各体书作，确实大开眼界。

华非先生书法小品

世人咸知，当年华世奎先生是以颜体为宗，卓然成家的。华非的楷书秉承家学，自然也有鲁公风貌。但同样为世人所知的是，吴玉如先生一向主张宗法“二王”，旁涉汉魏碑版。这两种看似对立的书法观念，在华非先生的书艺中竟然巧妙地渗透融合，构成了其独特的风格：他的楷书，取鲁公之雄厚而去其肉，得羲之之潇洒而避其秀，刚柔相济，拙中寓巧，实在是生面别开。

华非先生的行书得益于吴老甚多，从容中透露蕴藉，平正中时见摇曳，其书卷气溢于字外。我尤其喜欢他的一组四条屏，在深蓝色的瓷青纸上以金粉作书，写的是卢仝的长诗《七碗茶歌》，寸许的小字写得洋洋洒洒，一气贯通。这件精心之作后来被华非先生无偿捐献给五台山的普化寺，成为该寺的珍藏。

在华非的书艺中，最见功力，也最具个性神采的，我以为当数他的篆隶作品。如果说他的治印刻瓷是以刀为笔的话，那么，当他在宣纸上以长锋软笔挥洒胸中逸气时，则无异于以笔作刀。且看他以铁线篆书写的那幅长联：

沧海日，赤城霞，峨嵋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彝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

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

纤线如丝，劲如屈铁。可以想见其毛锥徐行于纸面，恰似刻刀游刃于岩间。他的另一幅大篆，书王安石《梅花诗》以金文为范，融进石鼓的浑厚苍茫，浓淡干湿，各臻佳境，显现出另一番面貌。其篆书五言对联，则取法于汉砖刻字，古朴苍拙，多了几分率意和自然。华非先生的隶书走的是雄浑朴茂的路子，以汉碑为宗，融入清人韵致。其对联“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远溯张迁碑，近取伊秉绶，写得很大气。而隶书东坡诗一幅，则融进汉简的意味，章法变幻疏密有致，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书法最难得的是“金石气象”。我以为华非先生的书法艺术，自金石杀入，又从金石杀出，以软笔作书，则如锥划沙；恰似钢刀治石，游刃自如。观其书作，如闻玉碎石崩之声，这种美感，恰恰是其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四

华非先生的国画作品，我以前所见不多。在脑海中，一想起华非的画面，往往还是当年观赏他的陶瓷艺术时所留下的印象，那是一个色彩斑斓、造型奇谲，充满变形和装饰性的艺术世界。此次，承蒙华非先生重托，嘱以为文，且自津门遥寄近作国画图片数幅，使我得窥丹青概貌于一斑，而得出的印象实在与其陶艺风格大异其趣。

华非作品集中的国画作品

中国画自古讲究“骨法用笔”，线在国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华非先生由书而入画，拨离点画皆以书家笔法出之，这使其画面上的线条，往往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这种特点，在其画作《秋酣》《墨荷》《双凫》中，都有体现。华非的陶艺创作，尤其是非刻瓷类的作品，大多注重釉彩的窑变，其釉色的自然渗透浸染融汇往往造成意外的视觉效果。因此，画面上总是五彩缤纷的。而他的国画作品却极大地淡化了色彩的功能，扫去粉黛留墨韵，顿使清气拂面来。即使略施淡彩的作品，也是尽量使色彩单纯化，只用朱砂花青赭石诸色以水墨化之，从而让墨线凸现出来。

不过，华非的绘画也从陶艺中汲取了一些营养。譬如陶艺的装饰性特色，在其国画作品中，依然隐约可见。他好像很喜欢画“圆光”，如《双鲤图》《双凫图》都采用了“圆光”的形式，而且都有较强的装饰性。这，恐怕与画家长期从事圆形瓷盘的创作不无关系吧。

华非先生的花鸟画，神追“八大”，笔墨清华，画面纯净而无杂质。若《塾荷》、若《松鹰》、若《大贵长年》诸作，纯以水墨勾勒点染，得“八大”冷逸之趣，而无其枯寂之感。特别是《松鹰》一画，两只羽翼渐丰的雏鹰，立身于虬松怪石之上，互相顾盼，充满温情。和“八大”的同类题材相比较，显然是多了几分暖意。华非先生还为“八大”传神写照，在《造极》一画中，他笔下的“八大”，仰首望天，孤傲不群，一枝红莲，画龙点睛。但是，细审画中人物，却并无愤世嫉俗之态，倒多了几分悲天悯人之怀。这，或许正是华非先生心目中的“八大”形象吧。

华非先生对释迦之道潜心多年，近年来更遍访高僧大德，深谙禅机妙境。去年在五台圣地，终成三宝入门弟子，得法号“妙华居士”。当时，我有幸相伴于左右，从先生言谈举止中，我得以体悟其平常之心慈悲之怀。如今观其画作，尤感宁静平和，一派温馨；绝无争强斗胜，邀宠取媚。常言道，画如其人，今我身在南国，远离故土，近观其画而遥思其人，似乎悟到了何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何谓“由峥嵘而入圆融”。走笔至此，不知华非先生何以教我？

（此文应香港《大公报》之约而作，并刊于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