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复者几十年如一日沉潜到以毫厘计的文物细枝末节中，还原的不光是具体而微的器物，也是浩大无声的历史。年出生的贾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名青铜器修复师、老北京古铜器修复第五代传承人。他的爷爷贾玉波是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修复专家，子女与孙辈均继承家学，形成了以青铜器为大宗的文物修复实践与研究的专业家族梯队。日前，由贾树编纂的新书《文物修复第一家》出版，他花了3年多时间搜集、整理资料，汇成了这本介绍贾氏文物修复之家渊源与流变的厚书。后母戊鼎、四羊方尊、升鼎、孔庙御匾、双尾青铜虎……贾氏一家唤醒了无数曾停靠他们手边的国宝重器，复苏它们厚重古老的灵魂。“很多人习惯在博物馆、美术馆的展室中欣赏青铜器，往往认为青铜器便是那样形制完整、花纹明晰、铭文清楚的。”已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在为《文物修复第一家》所作的序言中写道，“然而事实却是，青铜器埋藏地下，时逾两三千年，出土时完好光洁的，实际是极少数。一般情况是锈蚀遍体、破碎缺损，甚至变成难以辨认的大堆碎片，和后来玻璃橱内展出的形象不能同日而语。没有修复，青铜器的研究鉴赏可说是做不到的。”虽然隐身于文物背后，文物修复者却以几十年如一日的耐心与专注，沉潜到以毫厘计的文物细枝末节中，他们还原的不光是具体而微的器物，也是浩大无声的历史。入职国家博物馆10年，贾树已参与修复了百余件国宝级文物，这个数字可能还比不上家族长辈，但它足以让他从一个“喜爱热闹”的人变成了一个内敛稳重的人，足以让他生出对文物由衷的喜爱与敬畏，更在“今人不见古时月”的当下，望见与古人对话、思接千载的惊喜。一个“天注定”的转折靠近北京南四环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是贾树的工作所在地，他一般早上8点多来到这里，戴上手套、系上工作褂便坐下来开始修复，一坐通常就是一整天，除了中午小憩一会儿。年，贾树刚来到文保中心时，这里还很偏僻，甚至不通公交。10年过去，如今外面高楼林立、道路宽敞，中心内的办公桌由年代的木头桌椅换成了专业的不锈钢金属工作台，修复师们戴上了口罩，不再像以前一样被工作室的粉尘呛走。不变的是台前摆放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工具：锉刀、烙铁、砂纸、锤子、刻刀、镊子、凿子、錾子……它们自老一代修复者用起，有些可在微毫处排布功夫、施展力道，浓缩着传统工艺精深微妙的智慧。“虽然现在修复室添加了各种电动工具，但我还是习惯了这些传统工具，觉得比较顺手。”贾树说，正如“做家具始终离不开刨子和锯条”，世代传承的文物修复传统工艺仍是现代科技所无法取代的。据记载，青铜器的复制、修复技艺最早追溯到春秋时期，《吕氏春秋·审己》《韩非子·说林》中均记载有赝鼎的故事。及至宋元，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国人从对青铜器的崇拜转入系统研究，仿制青铜器蔚然成风，而且水平高超；明清及民国时期，青铜器修复发展为四大流派：北京、苏州、潍坊、西安。其中北京是传承最为茂盛的一派，而贾氏一家的文物修复渊源，可追溯到开创民间“青铜四派”之一的北京“古铜张”派。清朝时，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征召各地能工巧匠修复青铜器，修复技艺日趋成熟。清朝末年，这些汇聚宫中的手艺人中有8位手艺最高，人称“清宫八大怪”，其中修古铜器的“一怪”绰号“歪嘴于”。光绪年间，“歪嘴于”出宫后在前门内前府胡同开设“万龙合”修古铜器作坊，并先后收了7个徒弟。年于师傅去世后，他最小的徒弟张泰恩为其发丧并承其衣钵，将“万龙合”更名为“万龙和”，自此开创了北京“古铜张”派青铜修复业。张泰恩门下高徒王德山学成后自立门户，在琉璃厂为古玩商修文物，他在年代又收了多名徒弟，其中就包括贾树的爷爷贾玉波。新中国成立后，包括贾玉波在内的“古铜张”第二、三代传人大多进入了文博单位，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文物修复专家，他们将传统修复技术传播光大，使其绵延至今。贾玉波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等修复、复制文物，经手的青铜器有后母戊鼎、四羊方尊、虢季子白盘、龙虎尊等顶级国宝。他的几位子女年少时经常跑去父亲的工作室，看老师傅们干活，边看边记，后来他们也都成了文物修复界的行家里手，为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等文博机构修复青铜器等文物。贾树记得，小学时自己每个周末都会去爷爷奶奶家里，家里到处都摆放着青铜器复制品，自己家里也有父亲制作的小工艺品。当时，家里的陈设全是古香古色的红木制家具，博古架上摆满了瓶瓶罐罐之类的古董，以至于同学来到家里都会惊叹，“你家像是生活在古代。”那时的贾树还不觉得文物修复“有意思”，当时博物馆工作是一门不受重视的行业，远未得到今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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