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逸芳

徐青，是我的好朋友。

我总觉得这个朋友是阮振亚老师“送”给我的。我想，若是没有中山中路钱塘书画研究社门口那一年一度的写福送福活动，即使我与徐青迎面相遇，也一定会擦肩而过。

“缘分”二字真是机缘巧合，可遇不可求。

徐青在自己的书法与印章作品前。

在作家队伍里，我有很多女性朋友，但自从半途“挤”进了书画门类，异性朋友不多，女性朋友更少，女的书法篆刻家尤其少。阮老师介绍的时候说徐青是篆刻队伍里的“独养女儿”，那便是不言而喻的“稀罕”了。我后来才知道徐青是西湖印社副社长，钱塘书画研究社副秘书长。她还曾是西泠印社李伏雨老先生的学生，西泠印社理事李早先生的师妹。据说30多年前，西湖边曾经有过一个“杭州市业余美术学校”，聚集了一大批朝气蓬勃的艺术爱好者，徐青在那里从学书法开始，等到书法变成了作品要个章盖盖的时候，就走进篆刻班想请别人给刻一个。没想到巧遇李伏雨老师，李老师一眼就相中了她，劝她自己刻，就这样，徐青阴差阳错地摸起了篆刻刀。

一个女孩子学篆刻，一天到晚与刻刀、石头打交道，很有点像当女兵的端起了冲锋枪。既要有准确性，更需要有下刀的力度，并且从书体的角度说，要有美感。“感”这个字，浸淫深处的是情感，是审美的高度。

在认识徐青之前，我的印章大多来自季关泉先生。他是省作家协会里的高人，为我刻过四五方印章。他的印到后来也是“一方难求”。“难求”的背后是一句大实话：“汪老师，印章要拿来用的，即使你拿它当宝贝，压在了箱底那又有什么意义？”徐青也有相似的话：“我喜欢为书画家刻章……”

在我的记忆里，从前取稿费要印章，拿工资也要盖大印。大凡与钱与合同相关的事，都需要你的姓名章。在那个年代，盖章是表示慎重，也可以算是你生命的另一种物化形态。而今天，手机摇摇，证明你的是身份证，是电话号码，另外还有指纹与刷脸。

当印章不再是生活、生存的工具，它便成了中国古文字的一个种类，成为中华文化艺术的传承，并进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的“非遗名录”。据传春秋战国至秦以前，印章称“玺”，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玺”为帝王专用，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的，统称“印”。曾经的单位有公章，个人有私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章”还是我们杭州人王福庵先生刻的。

今天，印章退位了，已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毫无波澜地撤退了。且正因为“撤退”了，印章也就变得尤为珍稀与贵重。现在除了在书法与国画宣纸上能看见之外，它还作为收藏艺术的一个品类遗世而独立。若是请名家刻章，拿人民币十余万，也许只够刻一个字的价格！

艺品无价！

说起来，我在书画门类里是个新手，徐青并没有看不起我，初初见面她就很仗义地说要为我刻章。没多久就送上两方章：名章“逸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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