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茂”和《夏承碑》

张晓林

因了叔父蔡质的缘故，我（蔡邕）顺利地进入了东观。目的很明确，参与《东观汉记》的编纂工作。我的职务只是个小小的郎中，按叔父蔡质的说法，只要在皇帝身边，升官是早晚的事。东观是兰台下面的一个内设机构，可能《东观汉记》是皇帝所倡导，兰台的藏书一大部分都移到了这里，以便查阅之需。

刚来的那些天，总感觉像做梦一般，内心不踏实。近两年的河平为宦生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可我还会时常忆及那里的人和事，譬如师宜官，他孤瘦的身影、黧黑的脸孔、颌下那三缕稀疏的胡须，他举着手中的简牍，朝人怒吼：什么八分？什么今隶？皆隶书耳！我也依稀看到了沈干——王甫的外甥，有着鹰隼般的双眼，嘴里喷吐着恶臭，他喜欢附庸风雅，可他打残了书家师宜官挥写风雅的手，因为他的官威受到了挑战。一介草民，岂能容你放肆。沈干愤愤不平的嘴脸愈发清晰。

兰台的门楼简朴，像一尊青铜器，但门前很空旷，地上的砖缝里钻出些不知名的野草。一天黄昏，青铜器下站了一个人，手里拿着本《诗经》，好像是琅琊伏家的注释本。我忽然想起，乔玄给我求来的那册伏氏注疏本《诗经》还在河平的县衙里，哪天得去取回来，包括《峄山刻石》拓本和其他的简牍之类。有天我和那个人走个头碰头，他朝我深深一揖，满脸严肃地走开了。

后来，我发现拿着《诗经》的那个人躲在兰台后苑一僻静处学猴子跳，瞬间明白了他在练华佗的《五禽戏》。他的胳臂肌肉发达，上半身呈倒三角状。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庭院，走进去，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走进一间西厢房，背影很像那个练《五禽戏》的人。我悄悄跟在他身后，果然是他。他在书案前坐下，拿起刻刀，开始往青铜器皿上刻字。我问：“刻的什么书体，大篆吗？”他露出一口白牙，说：“你来看嘛。”我想过去，可怎么都迈不开腿。一急梦醒了，有说不出的遗憾。

此时的我迷迷糊糊，还想重回那个梦里去，可这次梦到的是一面巨大的峭壁，镶嵌在崇山峻岭之间，仇靖高擎如椽之笔腾空挥洒，但他写的不是今隶，而是甲骨文、金文、帛书、大篆、小篆和古隶，它们一起在峭壁上飞舞，眼花缭乱，我有些眩晕了。这次是彻底醒了，午夜的月光透过打开的窗户洒进来，有一种朦胧的静谧。远处，有一条狗在吠叫，更添加了一种幽邃的寂寥感。

鱼窍峡归来，我一直被一种莫名的情绪缠绕着，仇靖《西狭颂》在今隶中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令我深感汗颜。我自愧弗如。第一次，我感到了自卑和失落，以前的所有赞誉现在觉得半文不值，甚至成为一种讽刺。

我独自一人骑马来到北邙山，想借此排遣心头的郁闷。一只灰鹤试图想接近我，用它独有的小圆眼睛发出试探的光，我突然想放纵下自己，搞一次小小的恶作剧，开始吟哦《诗经》里的《蜉蝣篇》，几近乎嚎叫。

灰鹤受到惊吓，“呱”地一声飞走了，撒下一泡屎，落在我的脚前，细看，黑白分明。瞬间，阴云涌上来，天地间一派苍黄，继而昏暗，周围的空气布满难闻的土腥味，一场大雨即将来临。我等待的就是一场这样的暴雨，需要对我肉体和灵魂的冲刷。

从仇靖的笔下，我越发相信，隶书绝非始自秦始皇，在这个问题上，许慎犯了一个错误。前两天在东观，我翻阅他的《说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能看得出，这段话是沿袭了班固的说法，《汉书·艺文志》中，班固表述的意思是这样的，“是时（秦始皇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一个“始建隶书”，一个“初有隶书”，性质完全变了。“始建”的意思是秦始皇时承认了隶书的存在，并让它得以合法地通行，而“初有”就是说到秦始皇时才有了隶书。显而易见，许慎理解错了班固的原意，一下子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傍晚，东观的一个同僚悄悄告诉我，禁中又出乱子了。唔？我疑惑地看着他。同僚诡秘地笑笑，附在我耳边说：“侯览被诛杀了。”

这个消息的确令我大吃一惊，侯览可是皇帝刘宏的心腹、王甫的盟友。同僚的脸上隐藏着难以察觉的兴奋。

侯览想颠覆朝廷，皇上岂能容他。听说王甫为洗脱自己，已在未央宫门外跪了整整一天一夜。

接着，事件的根梢就在同僚的口中得以还原。侯览与另两个中常侍封谞、徐奉不知何时参加了太平道，商定了日子，准备与太平道里应外合，闯进未央宫捉了皇帝刘宏，以太平道魁首取而代之。不想走漏了风声，侯览及同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本来王甫也与太平道暗通款曲，可侯览至死都没招供他，全替王甫扛了下来。

后来抄侯览老家，前往抄家的吏员惊掉了下巴，不仅侯览母亲的墓冢堪比桓帝的宣陵，就连他本人的陵园也已营建好，规模更是宏大，建有双阙，造有石椁，两旁的房庑高达百尺。侯家的宅邸全是仿宫苑兴建，院落多达十六处，形制与皇宫无异，前池后苑辉映，楼阁高堂相连，就连侯家的院墙也全是丹漆彩画装饰而成。

我惊叹：“那该占去多少土地？”

“近一百二十亩。”同僚答。

“全都是侯家祖业？”

“不，强拆民舍三百八十一所。”

这个侯览。我内心涌起无限悲凉。

在东观我有大把的时间查阅历代典籍，对有关隶书的记述更为上心，不肯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后来我归纳出四个概念，它们都事关隶书的演变。分别是隶变、隶省、隶加和隶行。隶省和隶加浅显易懂，无须赘言。隶变，就是“隶书变改篆法”。其中尤以“隶行”最难理解，在此我引用典籍中的大意略作解释，书中说这是隶变的一种，是篆字结构发生移动后的隶定，譬如隶书的“词、朗”，在篆书中是这般模样：前者“司”在上，“言”在下；后者则左右颠倒个个儿。这些解释我认为仍有巨大的局限性，尤其对隶变的解释，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头脑。

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在东观翻出两枚木牍，为古隶墨迹，与乔玄藏书阁中的竹简风格相近，同属秦系文字，且显然是同一个时期的产物，笔法却更为流畅，率意而不呆板，结体也更为错落有致，但篆籀遗韵明显，从中可窥由篆而隶的转化轨迹。这是古隶中的精品无疑，肯定出于非常人之手。果然我发现第二枚木牍上有“丞相茂”字样，我敏锐地抓住这一蛛丝马迹，动用东观丰富的藏书，很快就找到了答案，这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年）的木牍，“丞相茂”就是甘茂。得出这一结论意义非凡，其依据富有说服力，秦国于武王二年初置丞相，而武王之后，始皇嬴政之前，中间只有三个王，秦昭王、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孝文王只在位一年，与木牍上的“二年”不搭边，可以排除。庄襄王在位三年，丞相是吕不韦，也可以排斥。而昭王元年（公元前年），甘茂已经逃亡齐国。因此，甘茂只能是秦武王二年的宰相了。

这至少可以说明，秦始皇前的八十八年，隶书就已经初具面目。现在，我意念里的那条路，恍若处于黎明之中，轮廓已然凸现，即将呼之欲出。我的这些举动令个别同僚感到不满，认为我不务正业，跑到叔父蔡质那里告我的状，一天黄昏，叔父将我训斥一顿，说书法乃小技旁门，你却乐此不疲，让同僚戳脊梁骨。

我没想到，边让会带着苏不韦来找我。苏不韦还是那样气宇轩昂，他执意要请我去喝两杯，问我喜欢喝清酒还是浊酒，他先让人准备，免得临了喝不到好酒。我告诉他有什么事只管说来，不必这样客气。边让说我不答应他不会说。我只好答应去酒肆，还是浊酒温和些，就喝它了。

喝着酒，我说：“现在可以说了吧，免得有牵挂，酒不能喝尽兴。”

苏不韦轻咳了两声，显得有点局促。他说：“我有个叫夏承的朋友，在冀州做官，忽然病逝在任上，受他家人所托，想让蔡公撰写碑铭。”

我沉吟着，自《郭有道林宗碑》后，找我写碑铭的人就多起来，三公王侯，富商巨贾，凡有家人亲戚谢世，纷纷托门路让我撰写碑文，我都有些应接不暇了。

见我有些迟疑，苏不韦站起身，手里捧着一个看着沉甸甸的玄色布囊。从苏不韦的眼睛里，我看出了我的错愕。那双捧着玄色布囊的手在微微颤抖，声音也有些干涩了，说：“这是一点润笔，夏承是个穷官，都是亲朋故旧凑出来的，算是一点心意，万望蔡公不要推脱。”

“人情重于泰山，你既是边让的朋友，就别太见外。”

“您就收下吧，不然我心不安。”

我看得出苏不韦有些为难，他把目光投向了边让。边让微笑着告诉他就听蔡公的。苏不韦长长地吁一口气。

我问苏不韦何时离京返回渑池，回答三日之后。为了免去邮递之劳，我决定三日内将《夏承碑》写好，交由他直接带回。因为此时，有一种情绪激荡着我，正汇聚成强烈的挥毫欲望，宛如溃堤的洪水，即将喷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