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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于钱君匋艺术馆的『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是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胡澍、沈树镛、魏锡曾、赵之谦四人共同鉴赏金石拓本时赵之谦所刻。清赵之谦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在印章边款上尝试碑体刊刻的实践是弥足珍贵的，使赵之谦直接以『北碑刻手』的身份进入到『北朝墓志铭』的刊刻中。同治二年十月，赵之谦题《杨大眼造像记》中：『造像笔中有刀，古刻工且不可及如此。』赵之谦称造像书法『笔中有刀』，这显然是他日夜摩挲金石以及实际刊刻体验后得出真知灼见，不仅如此，赵之谦在此处还尤其称赞了古代刻工的高超技艺。同在此年秋季，赵之谦为魏锡曾刻『钜鹿魏氏』的边款中论述：『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此意非我无能传，此理舍君谁可言。君知说法刻不可，我亦刻时心手左。』清赵之谦餐经养年清赵之谦餐经养年这虽是赵之谦谈印之语，但却透露出他对刀与石、笔与墨新的认识，赵之谦认为古印有浓厚的笔墨意味，刀入石上犹如笔在纸上行，他欲把石刻文字的意趣稼接到书法中来，用笔墨来理解刀感。可以看到，赵之谦对刀石、笔墨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为『笔中有刀，刀中见笔』。他将笔墨与刀石联系起来，启发他在碑体书法创作中化笔为刀，用柔软的毛笔来表现北朝碑刻的金石韵味，这是赵之谦得以进行北碑创作的重要线索。清赵之谦节临高子澄志以赵之谦《节临高子澄志》团扇为例，此作虽未署年款，但从风格上可以判断，应当是赵之谦盛年之作，这件作品虽为临作，但更多地呈现出赵之谦自己的独特面貌，从结体上看，字法多呈扁势，左右开张，更推其点画，具有明显的北朝墓志意味，点画之间有刀『刻』之感，极似龙门石刻中折画『斜刻一刀』的刊刻之法，捺画之捺脚处也与魏碑体一般无二，钩画、点画更是棱角分明，这种以柔软的笔毫来表现北碑石刻的用笔方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独具一格。清赵之谦楷书集瘗鹤铭联以同治元年赵之谦三十四岁所书的《楷书节临瘗鹤铭字》与同治四年赵之谦三十七岁所书的《楷书集瘗鹤铭联》进行对比，三年后所作的《楷书集瘗鹤铭联》则取法已经从颜字转向北碑，方峻雄健、挺拔刚劲，这是赵之谦对『笔中有刀』的理解，赵之谦将用刀之法融入笔中，将柔软的笔毫与锋利的刻刀进行了融会贯通，突破了前人的藩篱。同治三年之后，赵之谦的碑体书风在创作实践中逐渐丰富，形成独特面目，成为清末碑学书风的代表人物，确立了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坚实地位。赵之谦像网络图片赵之谦在书法风格上的巨变与郑道昭、张宛邻、邓石如以及阎研香等人的影响有很大关联，亦与其客居京师时日夜摩挲金石的经历密不可分。因此，『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在赵之谦艺术生涯中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记录了胡、沈、魏、赵四人深厚的友谊，也显现了一代宗师赵之谦的篆刻艺术高度，这方印章的印款在赵之谦魏碑体书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独特的助推作用，为他成为清代碑学最有力的实践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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